科技巨頭大談「AI 介入日常生活」惹議，遭批不食人間煙火引發反彈

科技產業領袖近來面臨越來越嚴格的檢視，原因在於他們公開宣傳生成式人工智慧（generative AI）是解決人際關係與日常互動不可或缺的解方。

最新一位遭到輿論撻伐的高層是 Dazzle AI 執行長 Marissa Mayer。她最近透露，自己曾利用 AI 工具來代筆學校指派描寫女兒的作業。Mayer 在接受《The New York Times》專訪時，甚至提出由個人 AI 代理直接與她丈夫的 AI 代理溝通協調，藉此管理家庭生活的想法。

這些發言反映了整個矽谷的普遍現象：知名創辦人與高層不再只把 AI 描繪為職場生產力助理，而是情感與家庭生活不可或缺的中介者。

育兒、戀愛與「過度最佳化」

Mayer 絕非唯一一位鼓吹將 AI 用於極私密事務的高層。OpenAI 執行長 Sam Altman 先前曾建議，家長可以在早上載孩子上學的車程中，利用 AI 生成客製化的 Podcast 給小孩聽，他甚至表示無法想像沒有 ChatGPT 的育兒生活。

在 Meta，執行長 Mark Zuckerberg 亦曾表示，透過 AI 伴侶來滿足社交與戀愛需求將逐漸被社會接受。同樣地，Bumble 創辦人 Whitney Wolfe Herd 也曾公開擘劃自動化約會秘書的願景，勾勒出未來使用者的 AI 會先與對方的 AI「約會」，唯有這場虛擬約會進展順利，才會介紹雙方真人見面。

這些推銷論調引發了觀察家的批評，他們認為科技產業正試圖透過激進的最佳化手段，將基本的人類連結消弭殆盡。將戀愛、育兒或日常對話的決策外包給演算法，無異於將人類體驗視為需要被消除的「低效率」。

矽谷與大眾用戶之間的脫節

這一連串爭議凸顯出科技高層與廣大公眾之間日益擴大的鴻溝。儘管大型科技企業有強烈的財務誘因，想方設法說服消費者將 AI 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這種做法描繪出的願景往往讓消費者感到格格不入與疏離，而非具備吸引力。

這種論述問題大多源自於高收入科技高層的特殊痛點：他們的生活圍繞在排程、頻繁訂機票以及預訂餐廳——這些任務根本無法反映一般家庭迫切的日常生活需求。

從歷史來看，像 Uber 這樣的矽谷企業在擴張時，往往先迎合科技重鎮的早期採用者，隨後才拓展至主流消費者。然而，一旦涉及將育兒或人際關係交給演算法，消費者日益發出明確信號：他們希望能親身體會生活並陪伴孩子成長，而不是將這些時光以自動化方式抹除。

文化反彈與日益嚴苛的審視

這股推向演算法最佳化的浪潮已引發文化層面的抗拒。分析師指出，各種反向趨勢正日益興起，例如消費者回頭使用傳統摺疊手機，或是購買實體 CD 以逃離推薦演算法的掌控，這些都顯示大眾對無所不在的數位中介產生了倦怠感。

這種脫節正值人工智慧領域的敏感時刻。隨著 Anthropic 等公司籌備掛牌上市，且華爾街開始質疑對 AI 基礎設施的龐大資本支出是否能帶來可持續的消費者需求之際，科技領袖或許需要重新思考：他們對「自動化人類生活」的願景，是否真能引起大眾共鳴。